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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为何对美元基金敬而远之？-天天微速讯

2023-06-26 20:46:51 来源：金融界

据彭博社报道，全球顶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KKR对亚太区私募股权团队进行重大重组，路明将担任KKR亚太区执行董事长，平野博文（Hiro Hirano）则不再担任私募股权联席主管，转而担任副执行董事长，同时继续担任日本首席执行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成立于1976年，总部位在纽约的KKR，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素有“华尔街之狼”之称，与黑石、凯雷、德州太平洋并称“全球四大PE巨头”。入华18年来，KKR曾投出过蒙牛乳业，青岛海尔，字节跳动等众多知名中国企业，其一举一动都被视为行业风向标。

无独有偶，投资过阿里，京东，拼多多，字节等中国企业的巨头红杉资本也在本月初宣布了拆分计划，其将在2024年3月31日前实现美欧、中国、印度/东南亚三大区域各自完全独立，采用不同品牌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红杉中国将继续使用“红杉”中文品牌名和采用新的英文品牌名“HongShan”而非原来的“Sequoia Capital”，展现了其本地化战略的决心。

作为两家美元VC/PE的头部机构，KKR和红杉进行架构调整的背后不仅是目前美元基金在中国市场的困局下的求变的新举措，也体现出海外投资者并不想错过中国经济转型下投资机遇的决心。

曾经见不到的座上宾，如今人人敬而远之

在21世纪初，美元基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几乎全程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诞生及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凭借着投资阿里，京东，字节，拼多多等公司，包括KKR，红杉资本在内的各类美元基金均获得了巨大的财务回报，美元PE更是在国内创投界成为了天花板的存在。

以KKR为例，2005年KKR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正式进军亚洲。此后KKR陆续募集了亚洲一期基金、亚洲二期基金、亚洲三期基金、亚洲四期基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及中国成长基金等多只投向亚洲的基金，以上各只基金的规模分别达40亿美元、60亿美元、93亿美元、150亿美元、39亿美元以及10亿美元，其中2021年4月募集的四期基金150亿美元的规模更是成为了亚洲史上最大的PE基金。

作为投出过蒙牛乳业，青岛海尔，字节跳动等明星公司的机构，KKR毫不掩饰在中国的野心。KKR联合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瑟夫·贝（Joseph Bae）曾在2020年表示，KKR希望把公司在美国的所有产品线都带到中国来。“10年后，KKR在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不会小于在北美的资产管理业务。”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最近三年包括KKR在内的美元PE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小，自2020年12月以来，KKR在印度、大中华区、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私募股权负责人已经辞职。美元基金不仅无法凭借曾经的业绩继续呼风唤雨，反而要面临募不到资，投不出去两头吃瘪的窘境。

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近年来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导致中概股接连暴跌，中概股海外IPO几近停摆，对于美元基金而言，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上市是其最核心的退出方式，一旦在退出环节出现风险，对于进一步募集后续资金有着显著的影响。

相比退出机制存在不确定性，对于美元基金而言，投不出去才是他们最大的麻烦。

随着大环境的变迁，如今的风口行业也出现了转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红利已经结束，科技主题成了VC/PE眼中最可期的未来，至于其他赛道比如消费、TMT，已然性感不再。

然而在当下最火热的硬科技领域，美元基金很有可能只是局外人。

某头部人民币基金合伙人对此表示，用美元支持中国科技发展，解决"卡脖子"问题，摆脱对外依赖，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

美元投不进硬科技已是显性难题，但波及范围显然不止于此，所有人都要做好预案。一位非硬科技的SaaS企业创始人透露，公司已和先前轮次的美元资方做好约定，如果未来因美元股东而影响企业上市，则需美元提前退出或者拆VIE置换人民币主体。

涉及技术和数据安全的初创企业，在融资时对美元基金尤其谨慎。“肯定是人民币优先，目前大概的优先级，头部人民币、顶级美元PE、顶级美元VC，最后才是中流美元VC”。

这正是美元基金最焦虑的难题。去年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扯痛了美元基金的神经——他们引以为傲的“长钱”，以北美LP为主的美元正在加速离开，业内直呼“美元LP大撤退”。

加强本土化，美元基金求变

实际上，面对上述的核心矛盾，美元基金们也在纷纷求变。

从2021年开始，就有大量的美元基金试图转型，开始募集人民币基金，然后两年过去了，包括KKR在内，美元基金在人民币基金的募集进度上基本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阶段。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基金的出资人属性和美元基金过往的调性不合所致。

一般而言，国内人民币基金出资方主要来自三类：政府，险资，高净值群体。其中，高净值群体宽泛包括了母基金、三方财富、银行私行、上市公司/企业家/家办以及符合合格投资者标准的散户等等。

政府和险资是绝对的“大头”，是人民币募资上规模的“基石”。

“但凡人民币基金想募得大点，比如30亿，没政府的钱肯定不行，如果想50亿往上，没有保险的钱，想都不要想”，一位资深IR透露。翻看去年规模超70亿的人民币基金，比如源码和钟鼎，LP阵容均强调了险资LP的存在，源码更是“近10家险资”。

但险资有个不可跨越的硬性门槛——GP要有至少30亿人民币规模的过往管理纪录。光这一道关，几乎把所有人民币基础薄弱的美元基金挡在门外，业绩再好也无济于事。

即便是KKR等传统大牌美元基金，即便满足了过往管理记录的门槛，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的文化差异也将严重打击其投资效率。

一些美元基金在沟通决策机制上有个bug——IC（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在海外，本土募资、投资甚至财务招聘等大小事务都要向海外汇报审批，这就成了一个大型“跨文化交流现场”。

某纯美元基金PR就曾表示，苦于不知怎么跟海外总部解释“媒体合作”这笔预算，因为外媒生态不是类似合作形式。

试想，如果连一笔小预算都要头疼，更不要说高度复杂、利益错综的人民币募资工作，要消耗多少沟通成本。

受到海外总部的掣肘，当人民币基金纷纷跑到县市看项目，和当地企业打牌喝酒时，美元基金却因为合规原因，很难去“放下身段”，导致进一步缺席那些潜力项目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文化冲突外，美元基金的高管对海外市场认知不足也会给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红杉资本为例，在2022年4月鲁洛夫·博塔上任红杉CEO后，他主导成立了名为红杉基金的单一、永久常青基金，旨在重塑其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结构，即设计红杉基金绕过风险投资的基本限制，无限期地投资和持有公共股票。但这类重大变化无一适用于资本规则更为严格的红杉中国或印度基金。而此后，红杉美国这一重大改革遭受了LP的严厉批评。

尽管红杉在拆分前便长期采取了本土化的运作模式，分别在前述三大区域建立了扎根本地的投资团队，各区域主体一直拥有独立的所有权和投资决策权，为维持强大的品牌力量，红杉资本则选择性地把后台职能进行全球集中化管理。

但随着各区域的业务主体都成为当地市场投资领袖，更深度的本地化发展使后台职能的集中化运营逐渐成为负担，此前红杉各区域共用同一品牌，也已经给创始人和成员企业带来了一些困扰。

拆分换帅背后，美元基金能否突围？

尽管美元基金面临各种新的挑战，但是无论是红杉中国的沈南鹏，还是KKR亚太的掌舵者路明，他们可以说是极少数在行业浸润多年，既懂中国又懂美国的投资人。

以红杉为例，红杉中国基金成立于2005年9月，由沈南鹏与红杉资本共同创办，定位于“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数年间投资组合囊括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新经济企业，是近年来投出IPO数量最多的头部机构之一，仅独角兽就投出了字节跳动、SHEIN、远景能源、Canva等，沈南鹏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投资教父”。

在这个光环的影响下，尽管去年在美元基金整体募资惨淡，红杉中国逆势完成新一期约90亿美元基金的募集，收到了超过120亿美元的认购，体现出海外LP对其投资能力的肯定。

相比红杉印度基本只聚焦于科技领域的投资，红杉中国的投资范围更为全面。

根据清科数据，红杉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涉猎主要聚集在信息科技领域，迄今共计投资科技公司389家，其余主要投资领域为医疗健康、企业服务、消费生活、文体行业、金融、电子商务和生产制造，均符合红杉中国整体投资理念。

而KKR的亚洲新掌门路明尽管低调，但是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业界老人。

根据资料显示，路明在70年代末在武汉大学攻读经济学，随后被选中出国攻读企业管理，成为中国第一批MBA。

在回国后，路明加入了中信集团负责起中信在资源和金属领域投资，并常常直接参与众多企业的管理改善。最知名的案例是在1988年，路明代表中信集团以33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特拉斯华州克莱芒市一家濒临倒闭的老钢铁厂，并更名“中信钢铁公司（美国）”，这是国内最早的海外收购案。

此后五年里，路明带领着这家钢铁公司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功地将其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一个中国人将一家美国公司起死回生当时在美国引起不小轰动，凭此路明也出现在《Business Week》杂志的报道里。